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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恩来与抗战大后方的文艺界

来源:中国纪检监察报 2016-05-21 17:53:09 责任编辑:郭凯

    重庆曾家岩50号,曾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办公地点,这是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办公室与卧室。

    生计维艰的大后方文艺

    抗战爆发后,在被誉为“东方的敦刻尔克大撤退”中,高校、科研院所、文化机构等纷纷内迁,在以重庆、昆明、桂林为代表的大后方云集了文艺界、教育界等各界人士。1938年10月,武汉失守,抗战进入相持阶段,虽然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“速胜论”的论调,但悲观情绪在大后方甚为弥漫。五届五中全会后,国民党消极抗日、积极反共,不断制造摩擦,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投降、分裂、倒退成为时局中的最大危险。

    与此同时,由于通货膨胀、物资缺乏、投机活动猖獗等原因,大后方物价急剧上涨,文艺界人士面临着很大的生活压力。吴大猷摆地摊卖起了衣物,吴晗将自己珍藏多年的明版书转让给云南大学图书馆,闻一多在街头刻章出卖。那时大后方的文艺界同人,“生活倍加艰苦,稿酬日益低微,于是因贫而病,因病而更贫,或呻吟于病榻,或惨死于异乡,卧病则全家断炊,死亡则妻小同弃。”

    相比于物质上的困难,精神上的压迫和人身安全上的威胁则带来更多不安,老舍说道:“在肉体的病痛之外,我还有一点精神上的苦痛。每逢我拿起笔来,我必须像小贼似的东瞧西看,唯恐被人抓住。”1941年2月5日,因不堪忍受国统区的黑暗,深感没有出路的著名戏剧家洪深,带领一家三口在家服毒自杀,留下遗书说:“一切都无办法,政治、事业、家庭、经济如此艰难,不如归去。”周恩来闻讯后,立即派人予以救助,幸告脱险。

    1942年5月2日,中共中央在延安杨家岭召开文艺座谈会。在第一次大会上,毛泽东同志指出:“我们要战胜敌人,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。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,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,这是团结自己、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。”抗战时期,周恩来在大后方团结广大文艺界人士,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。这大量的工作中,正如曹禺后来回忆所说:“总理对我们的关怀,绝不仅仅是表面上的衣食住行,而更深刻的是于我们的思想与品德。”

    无微不至,关心文艺界人士的安全与创作

    在对国统区实际情况准确、清醒地分析之后,周恩来认为必须做十分细致的工作,将文艺界的朋友团结起来。针对当时许多文艺家们“为民族自由的斗争仅是各自为战,因此而致力量的分散,步骤的参差,使文艺这个有力的战斗武器,没有发挥出它最高的功能”这一情况,周恩来和文艺界人士发起成立了“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”。文协的成立,标志着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。

    周恩来在成立大会上通过“简劲有力”的讲话,对文艺家们提出殷切希望,给予他们很大的鼓舞。文协成立后,“第一个难以克服的困难就是穷”,在出席文协第二次理事会时,周恩来表示将设法为文协筹款,使大家能更多地创作,使会务有更大的发展。之后,在文协为援助贫病作家发起募捐时,周恩来捐款一万元以示支持。对大后方广大文艺界人士来说,周恩来的这些工作不仅有着经济上的意义,更具有政治上潜移默化的影响。

    除物质上的资助外,安全上的保护、政治方面的关照则让周恩来与文艺界人士建立起生死友谊。皖南事变之际,大后方许多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士遭到逮捕。周恩来立即组织他们疏散和撤离,从确定名单、说服动员,到设计撤离路线、筹集路费,乃至订购车票、化装、盘查时的答话等,他都一一亲自过问。他要茅盾先到重庆郊区隐蔽,摆脱特务的跟踪后再走,不久,他又派人护送茅盾前往桂林,后转移到香港。他曾四次约见胡风,对他们全家离渝赴港做了周密安排。临行前一天,忙碌了一天的周恩来到胡风住所看他,嘱咐他路上多加小心,还细心地为胡风掖了掖被子。胡风后来每忆及此,总是感叹不已。在周恩来的组织安排下,仅1941年1月到6月,安排离开重庆的进步文化人士就有一百多人,保护了大批进步知识分子的生命安全。

   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香港随即沦陷,日军实行宵禁,封锁港九交通,点名要梅兰芳、司徒慧敏等旅港文化人士到指定地点报到,“进行全面清查户口,旨在搜捕中国共产党及抗日人士”,在港进步文化人士面临生死威胁。周恩来急电廖承志等人,指出香港已成死港,要求立即组织在港各界朋友转移。大批文化人士于1942年1月初起陆续转送到内地,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这次秘密大营救活动,历时半年,行程万里,遍及十余省,共营救出进步文化人士、爱国民主人士及其家属八百余人。在大批文化人士撤回内地后,周恩来又就如何妥善安置他们作出一系列指示:1942年3月12日,致函郭沫若,约他和老舍一起共商救济办法;17日,又致电方方和张文彬,要求他们对到桂文化人士的生活给予支持,并对一些人的去处作出了具体指示;4月9日,听取夏衍关于香港文化人士分批安全撤离的情况汇报,特别关注柳亚子、邹韬奋、茅盾等人的安全和健康,在得知于伶、宋之的等到达重庆后,他当即指示组织一个话剧团,使他们有演出的机会。

    这次营救,赢得了国内外各界的广泛赞誉,称“这是真正的肝胆相照,生死与共”。梁漱溟1942年2月脱险至桂林后,也在家书中感慨“到处得朋友帮助,人人都对我太好”;茅盾则称之为“抗战以来(简直可说是有史以来)最伟大的‘抢救’工作”。

    被称为“文艺界知音”的周恩来,对文艺家们的创作更是给予充分的支持和帮助。吴祖光的《风雪夜归人》,周恩来多次观看,并对剧中人物的处理提出了意见。郭沫若在创作《棠棣之花》的过程中,周恩来曾对剧中一些字句提出了详细的意见,从第二幕到第五幕凡三十二条长达二千余字。被誉为“中国舞蹈之母”的戴爱莲1942年迁居重庆,在周恩来的鼓励、指导下,她向民间学习,将民间舞蹈素材加以整理,创作了《春游》《甘孜古舞》等多个舞蹈,在重庆引起轰动,并对她后来的艺术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当时的木刻协会,既无专门经费,也无专职人员,为了支持木刻协会的工作,周恩来不仅把重庆“木刻联展”的作品送到延安展出,还特地从延安把解放区的木刻带来,交给木协展出,又通过各种渠道,把中国进步的木刻送到国际上去展出,周恩来这种关心和支持使大家深为感动和振奋。

    引导前进,耐心做文艺界人士的思想工作

    周恩来认为:“我们的态度应谦虚而诚恳,不要因为自己有重大的使命而自满自傲起来。只有这样的态度才能推动别人前进,减少落后的现象。”1942年7月下旬,夏衍去北碚时,周恩来对他说,对过去不认识、不了解的人,第一件事就是要解除他们对共产党的疑惧,只有把对方当作朋友,人家才会把你当作朋友。许多文艺界人士也谈到,周恩来是真心实意地与文艺界人士交朋友,“待人以诚,友谊至真,这最能打动人心,令人终身难忘”。

    “领导党的方式和领导群众的方式是不同的,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”,周恩来总是把文艺作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加以领导,对文艺工作者真诚爱护、耐心教育。对于具体作品,他总是反复考虑,鼓励别人提出不同看法,再慎重作出判断;他肯定作品但并不作不切实际的溢美,批评缺点但十分注意分寸,避免挫伤朋友的积极性。南方局文委大概两周开一次会,都从晚上十一点开到第二天清晨,不管多忙,他总是参加并主持会议,以相当多的时间讨论文艺问题。在讨论时,他总是遵循创作规律,从来没有不看戏就发表意见的,对剧作家、艺术家不是高高在上以领导者的姿态指手画脚,而是把自己作为其中的一员,与艺术家们做知心朋友,说知心话,从而在文艺工作者心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。正如艺术家白杨所说:“在重庆的岁月,我作为一个演员,从心里感到总理真正是文艺界的知音。他懂戏,懂艺术,更深深懂得演员的内心。总理常常帮助剧作家修改剧本、帮助演员处理角色,但从来不强加于人,而是作为一个诚恳、知心的朋友,循循善诱的长者,不断指引我们走上正确的道路。”

    随着形势的紧张,大后方许多文艺界人士感到在国统区的压抑,看不到前途,思想上很苦闷,想离开国统区去延安。于是,周恩来又多次和他们谈话,指出大家想到解放区的心情可以理解,但“这里需要人,国统区也一样有重要的工作要做”,劝他们留下来,克服困难做好工作。周恩来这些恳切的话,解决了他们思想上的苦闷,让他们在彷徨无路时得到鼓舞,在困难时得到力量,帮助他们向前进。许多文艺界人士都表示,是周恩来诲人不倦的精神鼓舞了软弱和动摇的他们。冰心以她的艺术之笔写道:“他是一股热流,一团火焰,给每个人以无限的光明和希望!这在当时雾重庆的悲观、颓废、窒息的生活气氛之中,就像是一年难见几次的灿烂的阳光。”巴金在回忆录中谈到,1944年年尾,正值豫湘桂大撤退、日军进入贵州之时,周恩来出席他们的座谈,“我们都把总理当作亲人一样,求助于他……他的态度恳切,话语明确,通过一个晚上的交谈,他就把他那坚定的信心传染给我们了。他就有这样一种力量。”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发表以后,周恩来又多次向大后方的文艺工作者谈起这一著作,引导大家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。

   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:“实现‘两个一百年’奋斗目标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长期而艰巨的伟大事业。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。实现这个伟大事业,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,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。”习近平总书记还要求各级党委要把文艺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,贯彻好党的文艺方针政策,把握文艺发展正确方向。总结和学习周恩来领导文艺工作的经验和思想,对于我们当前做好新时期、新形势下的文艺工作是具有重要启示作用的。(钟波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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